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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起走过》13.试为教会问前路(一) 作者:杨牧谷  

2010-01-10 09:33:41|  分类: 好書共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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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试为教会问前路(一)

 
      「试为教会问前路」原刊于八八年四月十八、十九日的《明报》「自由论坛」,引起教会颇大的反应,包括赞成与反对意见在内。《时代论坛》曾转载,想是为了方便读者就此文展开持续几期的讨论。
      反对者多就「信息的纰漏」作回应,有一参与者甚至用上地方粗话在其文章内;赞成者比较认同文内对「复合与医治」及「教会使命」的分析。闻说此文在新加坡及台湾亦引起一些讨论。笔者本于不参与笔战斗原则,不予回答。

身分的寻索

      本文「教会」者,是特指占四个百分点强的基督徒群体。她在社会的身分寻索和使命的落实,过去半个世纪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改变。
      六十年代之前,她是透过与文化的对话来确立自己中国的身分,主要是与儒家对话。七十年代是透过社会参与,除了教育、医疗与社会福利工作之外,种种关乎社会民生的团体是在那个时代成立,为工人与小民的权利奔走争取,在香港市民当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以一个只占四个百分点的少数宗教而言,她在社会各阶层都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以至无论社会发生什么大事情,记者均走访教会人士,要他们发表意见。反过来说,人数比基督教强的天主教,和占绝大多数的佛教徒和民间宗教人士的意见,在八十年代之前是鲜见于舆论界的。
      进入八十年代,九七问题、大亚湾核电站、公安修订条例,以至代议政制等事件相继登场,教会身分的寻索便从文化对话和社会参与,进入政治的层面。直到目前为止,成就非常有限,鉴于现实种种因素,这个路线的前景也是相当隐晦不明。现实因素也者,除了政治局势的混乱,社会深层结构因着九七问题而引起的变化外,更加上教会身分因着时局改变而呈现的危机在内。

现况的分化

      若问信徒对政治、社会等问题的态度,报刊常用保守派与开明派来划分,明显是过时又无助的。早自七十年代中期,热心参与社会事务和八十年代的论政,其中就不乏保守派人士;所谓开明派者,多是指大宗派信徒而言,进入八十年代,他们还有回归「福音派」的牧养模式的趋势。
      若问信徒对九七问题的反应,我们倒有几个明显的模式:㈠悲观消极的:相信占了多数,可以走的走,不可走的,就像教外人士一样,感到迷惘、无奈、无助,过一天算一天。㈡静静等待的:愿意留守岗位,与香港同进退的人肯定是有;八八年三月二十一到二十五日,笔者主讲香港大学圣约翰学院之ShannLecture,「复合、重建与香港前途」,会后就有不少人向笔者表达这意愿。他们之中从大学生到专业人士都有,但比例上他们仍是少数,也缺乏一个要做什么的明显路线。㈢积极发言的:包括分属不同层次的民主派人士。他们是现今舆论界的主要发言人.透过不同媒体主事人的不同炮制方式,已造成一种明显分化的趋向,需要分析一下。
      自八六年起,香港几个主要报刊和电视台,分别以教会参政论政的人物做过专题报导,大意指出积极人士不为教会接纳,他们成了受害者,而教会高层人士则是主凶.这等报导的消息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教会人士供给资料,由专栏作者执笔;二是记者采访,经过剪辑而成专题,因此报导中有大量(虽是经过剪裁的)人物、事件、地点与时间的资料。此等报导既在教外发表,教外人士自然认为教会已在这些事情上严重分化了。
      就以两年前余锦贤君(相信是笔名)在《信报》发表的文章「保守派揮朝」(发表日期不复记),是掀起这类报导之首,报导内容主要为当时几天前举行过的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开会的情况,加上作者自己的演绎而成。我有出席该次之会议,会中发言亦被断章取义地引用,但这不重要,所有消息来源都是经过人的过滤和选择,没有绝对客观可言。
      记者采访就更是如此。就以本年三月翡翠台的「新闻透视」为例,是以教会人士参政为题。据说当局原是为「铿锵集」做的教会人物专访,却为主要教会领袖所拒,专辑做不成,编者便按自己的心意来剪裁,成了参政人士不满教会领袖弄权的诉怨讼。电视台播出之前,既无通知受访者原意的改变,亦没有将他们剪辑后的内容征询受访者的意见,就这样便播放出街。这类报导起码造成三方面的坏影响。
      第一,受访者与教会更形决裂,这未必是受访者愿意见到的。本于不同目的而接受的访问,自然要就原定目标来了解受访内容,被抽离而经过剪辑的内容,当然是为符合记者工作所需之新闻价值,主事人原意是否这样就无瑕顾及了。教会前卫分子与教会本就存有某种张力关系,经过这样报导后,关系就更形恶化,这绝非是受访者的目的。
      第二,教会领袖本于责任所系,他们不愿接受访问,甚至由始至终不发一言来解释,原因未必是理亏,或无言以对;不愿看见教会在社会上愈形分裂对抗,有失见证,相信也是实情来,但如上述的报导一再出现,他们难免觉得前卫分子立意跟他们抬杠,甚至认为他们利用传媒来行凶,结果一个本来不是那么壁垒分明的二阵形就此成了死对头,而这种后果是两方面都不想见到的。
      第三,社会上一般市民当然不明就里,看过上述报导就更一口认定教会是内哄了,由权力斗争到残害异己的印象都有。明眼人当然知道,港闻版无头无肢的艳尸,和杀夫煮夫的新闻报导,并不表示香港人结婚,目的就是要找个人来开刀开炊,但台湾朋友看了,就难免有不同的想法。
      今天教会积极参政论政的人不少,他们当中与教会保持良好关系,而教会又予以相当支持的也不少,此等非极化的关系自然并不刺激,因此就不受新闻界的重视了。若以数目而言,他们肯定地比前述者为高。
 
教会的角色
 
      无论怎样,自九七问题兴起,教会在社会的影响力相信是降低了,主因是面对香港经历种种创伤的群体,香港教会并没有正面的信息给予他们。如上所言,大部分人出于恐共心理,或撤退的撤退;希望撤退前做点工作的,就热衷于大型布道事工;积极参政论政的,则抱着一个简陋异常的模式来工作(「我们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因此人人均有参政的权利」之类),试分述如下。
      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移民也没有什么对错可言,教会一天不能提供一条可行的、有希望的出路,移民的考虑根本就是顶自然的反应;再说,香港教会在六十年代得以急速发展,岂非得力于五十年代大量从中国移居本地之教会人士?今天的移民潮不过是历史重演而已。
      举办大型布道事工,尤其是曾受种种挫折的香港群体来说,到底有多大意义?它对实际解决香港人存在挣扎的问题又有多少功效,绝对是个可以辩论的题目。实情似乎是,刚举办过的「包乐布道大会」,香港社会引起过什么效应?据报一万几千决志信主的人又落籍到那几间教会?大概都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闻说另一大型布道会又在筹备当中)。
      说到积极参政者的简陋模式,它有多少实际功能更是明显。基本上那是一个没经过深思整理的信仰理据,因此任何教会参与社会的行动,都可以用它来做理据。环境保护者可以说:「我们相信神是创造世界的,人有责任看守管理。」人权分子可以说:「我相信上帝造人是平等尊贵的······」教会妇解分子用着同一的理由。这样简陋的信仰模式,基本上全是由一个粗糙的创造论出发,几乎可作任何行动的藉口。它既不能赋予任何行动足够的动力,它本身的承载力也模糊浮浅得很,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有没有这个理据,其实分别都不大,反正这个理据本身不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动力。
      宗教本是人面对生死存亡的挣扎而发展出来的社群现象,当这社群面对巨大的变易和挫折,宗教若能因应社群的需要,整理出群众可以持守,需要坚忍下去的理由,它就能给人希望和亮光,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不然的话,社群就会跟它擦肩而过。自九七问题兴起后,教会在社会的影响力愈形低落,是不是她一直只在文化、社会、政治里找出路,而完全忽略了信仰在人生困境中担当的独特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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